“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们称为“瓷都”的景德镇，不仅制瓷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造出的瓷器驰名世界，享誉九洲。“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原系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名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又号陶阳镇），宋代景德年间始称景德镇，一直延用至今。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就在这个时候起，景德镇地区就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到了晋代，据载有个名工巧匠趟慨，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的影响，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短促的隋朝倾圮之后，强盛的唐帝国继立，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景德镇地区从汉到唐，不仅一直从事陶瓷业生产，而且经过近千年来的探索和追求，早已从制陶阶段进入制瓷阶段，唐代的瓷器已有相当成就，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崔写了《进瓷器状》赞颂了这里瓷器的美好。当然，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著名的陶窑、霍窑，遗址也还没有被发现，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景德镇市区周围黄泥头、白虎湾、腾梅亭、湖田等地发现的五代窑址，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碎片，却以实物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且以青瓷为多。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可见一斑。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纯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远远超过了越窑，冠于当世。


东埠古街


　　对景德镇来说，宋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因为延续至今的“景德镇”名称是在这个朝代产生的。这事在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五中说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这时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烧制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趟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争频仍，北方诸名窑相继衰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陶记》记载，当时景德镇有窑300多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著名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词中的“玉忱”就是景德镇的产品。


北宋青白瓷刻花注碗


　　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是一个创新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实物表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烧制成功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器。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一树绽开并蒂花，兴青花同时期，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是以铜红釉在坯胎上绘制花纹后，再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上呈现红色。釉里红兴青花一起绘制所制产品叫青花釉里红瓷器，画面红蓝相映，别有一番风韵。由于烧制难度较大，元代产量不多，留传器物也很少。我省保存的一件有“至元戊寅”款的青花釉里红器，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而流传至今的瓷器珍品。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齐蓝釉等新品种，使景瓷装饰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卵白釉枢府器，它是元朝廷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象鹅蛋，釉色比以前的青白瓷又有很大提高。在制瓷工艺方面，元代一个重大改进就是把制瓷原料从原有的瓷石一元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方从而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烧成中的变形率，为制造大型器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的景瓷生产发展却很突出。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就更加突飞猛进。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行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品种多，销路也很广。仅就装饰而言，除了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面世，而且“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使人惊奇不胜。《中国陶瓷史》所指出的：“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确实，明代的景瓷的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中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谭》中也说：“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另一段记述则更形象，他说：景德镇“为天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在品种上，明瓷的异彩纷呈也是空前的。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书。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技艺绝伦，名震遐迩的陶艺家，如以制“卵幂杯”、“琉霞盏”闻名于世的“壶隐道人”吴昊十九，他所制的薄胎瓷“卵幂杯”被誉为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瓷器之一。仿古瓷制作名家周丹泉所制的仿古瓷器，使人无法辨其真假，以致一件精品问世，四方重价追求，千金竞市。另一仿古名家崔国懋声名更大，他所仿宣德，成化窑的瓷器号称“崔公窑”，名噪当时，四方争购。由于景德镇在制瓷方面的名气大，因此在明时就与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代皇室于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凭借帝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这些瓷器不仅品种兼备，风格齐全，而且质量上乘光彩夺目，精美绝伦，使人一见而爱不释手，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也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是有巨大作用的。与明代御器厂相关，还产生过一个“童玉跳窑”的故事：明朝浮梁里村人童宝，在太监潘相于景德镇督造大器青龙缸期间，因久烧不成，以身赴窑，后被封为“风火仙”，立祠祭祀。
　　应该承认，由于明末战乱，清初的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不仅恢复过来，而且有旭日东升，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的广大瓷工和艺匠的艰苦钻研和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业绩，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从而跃上了历史的巅峰。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还有那个叫“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土，他于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他的《陶冶图说》中更进一步明确地说：“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有不少的发明创造。比如康熙时的青花瓷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增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谰绚丽奇观的“窑变”等等。其他如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著名。总之，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在清代景瓷的发展过程中，为景瓷作出突出贡献的督陶官唐英功不可没。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的督陶官。15年中，他不以“官”凌驾陶民头上，而以“民”虚心向陶民学习，与工匠打成一片。到镇之初，于制瓷一无所知，就杜门谢客，悉心钻研陶务，与工匠同食息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掌握了制瓷方面的各种知识，并身体力行，与瓷工们一起从事工艺钻研。同时，对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特别是《陶冶图说》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成了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人蓝清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厂窑至此，集大成矣”。晚年，他把自已的诗文收集成册，名为《陶人心语》，完全以陶人自居。除唐英之外，还有几位督陶官，对景德镇制瓷器业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从清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驻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臧应选，该时期出产的官窑瓷器被称为“臧窑”，产品诸色俱备，尤以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佳，鲜红色更为著名。清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权，在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年的七年中，兼负景德镇督陶之责，他热心于瓷器的研究，突出成就是郎窑红（也叫宝石红）的烧制成功，还有素三彩等。年羹尧于雍正四年来景德镇兼管御窑厂窑务，此后十年官窑所产瓷器称为“年窑”，釉色发明甚多，以胭脂釉最著名，还有“雨过天青”等色釉也很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外国图家也曾为景德镇瓷业作出贡献，他的中国名字叫郎世宁，意大利人，1715年作为传教土来到中国，并被招进宫廷，成为一名专职图家。他曾在景德镇为宫廷创作了大量的瓷板壁书和其他陶瓷作品，他的中西结合绘现风格给后人有较大影响。


　　随着岁月的更迭，世事的变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业生产也遇到了挫折。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外贸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摧残。延续500多年之久的御器厂也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不过沙漠中也有绿洲，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新振兴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陶瓷美术方面，随着清末民初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追求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之后，汪晓棠、潘匋宇等又以粉彩颜料绘瓷，大大扩大了色彩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等八人在珠山定期聚会，切磋陶瓷美术，研讨装饰书艺，被称作“珠山八友”。这些文人艺友当时都有较高技艺和声望，各有专长，风格迥异，名噪海内外，把景德镇的粉彩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峰。



　　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把我们称作“瓷器之国”，英语中“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作为“瓷都”的景德镇瓷器，早在唐、宋就已向全国各地伸展，特别是镇名改为“景德”之后，影响力、竞争力大增，可以与当时的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产品争奇斗艳。蒋祈在《陶记》中说：“蜒埴之器，漂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能泉青秘，相竞奇矣”。到了元代，景瓷更为畅销，不仅与“真定红瓷，能泉青秘”成鼎足，甚至还有垄断市场之势。进入明、清，景德镇瓷器就成压倒优势，在全国瓷器市场上高踞主道地位，所以《江西省大志》记述：“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有史料记载，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市有一个国际性市场，瓷器这种新商品使许多来华的外国人大感兴趣，他们纷纷购买。景瓷当时以“假玉器”称誉长安，当然也在购买之列。唐以后到宋朝，中国瓷器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称“瓷器之路”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先是销往亚洲各国。据成书于南宋理宗时代的《诸蕃志》记载，当时亚洲的56个国家和地区，用瓷器作交易主要产地就是景德镇。同时，景德镇瓷器也已到达欧洲，荷兰人于南渡口宋时到福建泉州贩运景德镇瓷器。由于元、明、清景德镇瓷业生产大发展，外销瓷越来越多，元代发明的青花瓷也远销国外，菲律宾、印尼、印度、日本、马来西来都出土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残片。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先后到达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船上的景德镇青花瓷是其重要商品。当时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就有不哇的“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的记载。此外，美洲、非洲、澳洲的人也非常喜爱中国瓷器。据记载，在明代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所谓“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实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就是景德镇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的真实写照。山有起伏，花有荣枯，尽管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有兴衰的变化，但千年窑火不断，2000多年制瓷历史所形成的漫漫道路，却是始终绵延不断、迤逦向前的。为什么能这样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水土宜陶”，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景瓷生产发展的先决因素。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水源、光照充足；境内山峦起伏，有丰富的森林资源；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优质原料，全世界此类瓷土均以此命名；境内河道纵横，东河、南河、西河和小北港河汇集昌江，然后自北向南流经市区，通向鄱阳湖往入长江。这样就从气温、光照、水源、原料、燃料以及运输上，全面为烧制瓷器解决了问题，促进了景瓷的发展。由于制瓷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技术全面而高超。工艺分工精细，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窑炉经不断改造，烧成质量越来越好。同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全面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如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其后元兵南进，南宋灭亡，各地瓷窑被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到集到这里来。这样，景德镇在自已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引外来技艺，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以至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促使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品种的丰富多彩。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错亲”指的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波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府县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汇聚到景德镇谋生，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这些地区的人员为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促使景瓷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宋之后，景德镇瓷器由于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名声越来越大，不仅市场扩大，而且引起皇家的重视和索取，“且贡于朝”，并在景德镇长期设置御器厂，将大量皇室资金投到景德镇。这样就从市场瓷商和皇室两个方面为景德镇制瓷提供了资金来源。更重要是景德镇瓷器扬名世界，大批瓷器销往国外，获得大量国外货币。由于资金较充足，使景德镇瓷器得以不断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优越自然条件，制瓷技艺高超，人才劳力充足，资金来源丰富，是促使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的几个重要原因。